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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性侵教育急需家庭正向引导、学校培养专业师资

在未成年人防性侵教育过程中,家庭和学校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?

近日,凤凰网视频、凤凰网公益邀请了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主任、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莹,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、律师于旭坤,和凤凰网副总编辑、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、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孙雪梅,共同讨论相关议题。

于旭坤在他们受理过的案件里,列举了受害人父母的几种态度。她说,父母的态度普遍会影响孩子,有的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二次伤害。“但如果遭遇不幸,我们希望父母理智,给予孩子更多温暖和爱,抚慰他们受伤的心。”

孙雪梅从她多年的“女童保护”防性侵教育经历看,可以明显感受到来自家长、学校的态度变化,但如何走进观念相对传统“落后”的地区,普及性教育,她和团队还会继续努力;其次是,去年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“一号检察建议”,希望把防性侵教育纳入常态化教学,因而培养专业的教师队伍,保证“一校一讲师”,传授科学的防性侵知识,也任重道远。

以下为嘉宾观点实录。

问:当未成年遭遇性侵,父母的态度和行动是很关键的。根据媒体报道,有些家庭可能想大事化小,是这样吗?

于旭坤:确实是,我们办理过不同案件,父母态度普遍会影响孩子。有的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二次伤害,有的则会让孩子感觉到父母的爱,亲子关系反而会更好。

在我们接到过的案件里,有一例是孩子被邻居性侵,母亲报案但警方没有立案,她就带着女儿四处寻求帮助,在陌生人面前把孩子推出去,讲述遭遇性侵的过程,无形中给了孩子很大的压力和恐慌感。另一例是,因为难忍长期的家暴,母亲离家出走,父亲就性侵了亲生女儿。母亲知道后,回来指着女儿就说“你怎么不去死啊”,这对孩子都是特别大的伤害。

但也有鼓励陪伴受害儿童的家庭。这个女孩被爷爷性侵,经常被噩梦惊醒,一动不动地哭,她的母亲说鼓励她写日记,也找到我们,帮她寻找心理辅导。在这个过程中,小女孩的情绪慢慢好转,她的母亲就跟我说,“于律师,我不会让我的女儿做沉默的羔羊,我会永远爱她。她觉得自己不完整了,但我会告诉她,你永远是我最乖巧、最善良、最美好的女儿”。

我们都希望所有未成年人远离性侵害,但如果遭遇不幸,我们更希望父母理智,给予孩子更多温暖和爱,抚慰他们受伤的心。

孙雪梅:从“女童保护”每年推出的《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》看,家长的防性侵教育意识是有所提升的。

比如2013年,我们上防性侵课程前,一提到“性”字,有的家长就会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,担心我们把孩子教坏了,全程趴在教室窗户旁听。当然,听完课程他们就会和讲师握手说,你这个尺度挺好。而现在,我们接到的约课量已经是供不应求了。很多还是由家长委员会主动来约课,希望我们的志愿者讲师可以走进学校课堂。

但同时我们感受到还有一些鸿沟。你会发现家长意识越高,越可能约这样的课,但农村地区、偏远地区呢?那些受传统保守观念影响的地区,是不是会被拉开距离?也正因此,女童保护一定要走到更偏远“落后”的地区。

此外,这些年感受到的另一个重要改变,来自学校教育。一开始,我们要走进校园课堂讲授放性侵教育课程,有的学校会有顾虑。但现在,女童保护已经在全国31个省份,面对372万儿童和59万家长授过课,其中大量安排来自教育部门、妇联,他们直接合作、培训“一校一讲师”。也就是说我们的儿童防性侵课程进校园,目前是没有障碍了。

在防性侵教育课程之外,我们也收到很多提议,希望我们讲讲性健康教育,因为很多孩子在青春期,会有性方面的困惑,自己不知道怎么面对身体发育和心理上的变化,上网搜又容易被误导。所以2018年,我们又研发推出叫“拥抱青春期”的性健康教育课程,针对六至九年级学生。目前我们在全国只有41名讲师可以讲授这个课程,还需要再逐步培训。因为志愿者讲师在接受培训时,自己也要理解、摆正观念,这是个漫长的过程。

去年,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了“一号检察建议”,希望把防性侵教育纳入常态化教学。所以去年,我们的合作和约课需求,有些爆棚。对于性教育,我认为它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走。比如当前专业的师资还是问题。如果老师观念有误,会传达给孩子错误的信息,这更可怕。所以我们还在不断培养更多的师资力量,保证至少一校一讲师。从过去“扫荡式”地讲课走人,变为现在“地雷式”地培养在校老师,才能有效提高课程质量,让孩子们接受专业的防性侵教育和引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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